【篇一：后世优，不必忧】
大师离去了，人们心头纷纷泛起“为后世忧”的涟漪。仿佛担心金秋的麦子收割了以后土地上再不会长出新麦子一般，这种担忧大可不必。
无论是梁羽生、季羡林还是钱学森，他们都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随时间的推进而印刻在历史卷轴中。他们的离去不是消逝不是毁灭，而是在科学或人文或精神的土壤里增添了一份沃土，增添了一份滋养后世的养分。既然他们这些大师能凭借古人积攒的才学厚土登上峰顶，那我们后世之辈又怎么不能踏着大师留下的高峰攀上新的高峰呢？
所谓“昨日之日不可追”，再多的追索也知识徒然，那我们何不凭先辈探明的险路再另辟鼷径，走出新时代的新大师之路。事实上，有许多聪慧的后世已经在这样做了：女子十二乐坊将传统乐器与摇滚结合，开创民族音乐发展新天地；俞敏洪将教育机构企业化，引入竞争评测机制，将民办教育推向新高潮；宁财神大胆创新，糅合武打与搞笑，《武林外传》开创新武侠传奇。这些各个领域的精英或还未登冕大师之位，但“花都开了，结果还会远吗？”当千千万万个精英会聚一堂，对现世中国来个抄底式的“头脑风暴”，谁又敢说未来不会产生更强更有个性更让人尊敬的大师们呢？
“大师工程”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生产模式，它不可能有头尾衔接严密的前仆后继，它需要时间需要过程。再来一个王世襄式的文物大师、一个冯纪忠式的建筑大师以及何满子式的杂文大师的想法是不实际的。时代在发展，事物在更迭，我们为什么要一味“返古”呢？我们应该认识到，新的时代会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大师群体，他们不是评选出来的，不是苛求出来的，更不是看样学样仿制出来的，他们必须是新的，是顺应时代发展与要求，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群体。
所以舆论大众应该找到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平衡点，多一点宽容，多一分认同，多一点耐心，多一分信任。没有吟诗的李白，还有赋词的苏轼，还有写曲的关汉卿。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后世优，不必忧。
【篇二：大师之忧，文化之忧】
大师已逝，本是应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中国，却陷入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后继无人，这才有了让中央领导一时语塞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现在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不出一位大师？为什么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文明高速进步的时代我们却推不出一位大师？为什么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一个泱泱大国，数十年来竟然没有一位大师？
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否出现大师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文化的问题，所以它才能让如此之多的人“为后世忧”。
《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曾说：“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并不值得我们自豪，关键是这五千年的沉淀究竟沉出了什么。”的确，我们中国人一向以华夏文明感到骄傲。但也许我们都没有想过，文明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究竟象征着什么。
所谓大师，必是以本国文化为基础而站立于文化之巅的人。季羡林之于国学，梁羽生之于武侠，王世襄之于古玩，虽然与众不同，却都是以一双文化之眼看待事物。不以文化为基础的所谓“大师”，只能算是人才，算不得大师。大师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人，而决不会是全球化的产物。
但现今，五千年文化之精髓并未被国人吸收，被吸收的只有一句话，还是没有被完全理解的一句话：不敢为天下先。于是乎，文化的风口浪尖始终没有人站出来，华夏文明的大船似乎失去了方向。有人说，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不都在谈论民主文化么？民主文化难道不是风口浪尖么？但现在众人所讨论的“民主”的“主”，不是“当家作主”的“主”，而是“你要为我做主”的“主”。这样的民主文化，终归只是“舶来品”。而真正的文化的风口浪尖上，仍然空无一人，涛声依旧。在这样的情况下，数十年大师难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传统文化留下来的弊病，按照丁元英的话说，这叫做中国人的“文化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文化属性”有些也必须要剔除。这当然很难，但必须做。就像改革开放，我们穷则思变，顶着传统文化中封闭的思想，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艰辛。但我们终究是走了过来，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希望，文化的风口浪尖，有朝一日将人才辈出，他们不畏压力，指引华夏文明这条大船不断前进。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大师，一如近代史上的那些伟人，那些大师。
为后世忧，实则是文化之忧，我辈后人定当忧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肩负属于我们的文化之责。
【篇三：惟我中华有才，于斯华夏为盛作文】
当我们在为“钱学森之问”争执不已时，当我们诚心缅怀大师们并为后世忧时，更当我们在怀疑这个虚浮的时代能否重现百年前的辉煌时——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潜下性来，体察一下我们自身的浮躁，观照一些被我们忘却的精神。
大师可以应运而生。国危社稷崩的二十世纪初，造就了群星璀璨的文化昌盛；思想的激荡，文化的碰撞，为的是中华儿女的涅槃新生。大师们醒世而来，一如章太炎，辜鸿铭，陈寅恪，黄兴；大师们救世而来，一如鲁迅，蔡元培，钱钟书……他们生为当时，光耀后世，荫泽着新世纪的残缺的我们，堪为垂范。
但我们的忧心忡忡唤不来大师，我们的浮躁之气已然蒙蔽了前方的道路。一个连民族的自信与骨气都没有的国家，凭什么出大师，凭什么立足于世界之林？
奥地利萨尔茨堡没有莫扎特的雕像供游人参观，连其故居仍是三楼的几件厅房。但你会发现每一个当地人，无论店铺老板，还是街头流浪者，都会拉一首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亦或是弹一首钢琴曲。每个萨尔茨堡人的血液里都深深融入了莫扎特的灵气与底蕴，随意和一个路人攀谈，他会自信地向你介绍此地的风韵，如数家珍，信手拈来。这，才是后人对大师最好的敬仰。不为后世忧，只因有出大师的最肥沃的土壤。
记得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乍一看，好大的口气！但要知道这里是理学发扬继承之地，近代经世致用，救国革命之处，从此走出的湖湘才子们改变了中国，掀起了革命。当世外国传教士最不敢去的就是湖湘之地，当地民风彪悍，倔强，骨子里就有股傲气，不畏洋人，不惧枪炮。而岳麓书院百年来恪守着朱子与张栻留下的“忠孝贞洁，整齐严肃”古训，承启着理学的发展，塑造着才子们的风骨，孕育出多少人杰：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再到杨昌济，蔡和森，毛润之等一浪又一浪治世革命之人，敢于任事，身负国难，自强不息，缔造出了新中国的雏形！忧当世之事，育后世之才，何为后世忧！
可见，我们现今的弊病仍在于萎缩的民族信心，偏软的浮华世风，缺少些沉稳刚健的铁骨汉子，多了很多浮躁软弱的媚俗蛋子，如此疲软的双肩又怎能扛起家国重任，撑起民族之脊梁，孕育中华之大师？
在岳麓山上的爱晚亭，可以瞭望到湘江的橘子洲头，破开层叠不穷的风浪，巍然不动，我在想：倘若现今能有人再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击的是那绵软的水，遏的是那轻飘的舟——或许这个时代就不会缺少了时代的脊梁，这个民族就不会缺少了民族的支柱。
后世之忧，何以解？惟我泱泱中华之才。
【篇四：抚去那一抹忧思】
冒泡的可乐那浓重的香精味已掩去了一砚墨的芬芳，鼠标键盘那隐约的塑料味已冲淡了一沓纸的书香，盯住金融动向、专业排名的我们，也已忘却仰望天空时对自然的怀想……
看着新时代的我们，人们怀念先贤之时不由得泛起忧思——这一代人，生活中太多明艳的色彩，太多物质的享受，是否缺少了对文化的一份珍视，对学术的一份敬重？他们，能扬大师之光吗？能担民族之任吗？
扪心自问，我心怀愧疚。
当季羡林先生深陷十年浩劫，在牛棚中艰难度日时，他选择用沉静，用执着，用心灵，用笔触，去承受并记录下难熬的灰黑色的日夜，凝练并升华着一种高贵的人格和精神。而我们面对一点挫折、一点苦难的时候，选择的却是暴躁、诅咒，是抛下内心追求的无为的彷徨。当任继愈先生在病榻上还坚持作读书笔记，还时时惦记着国图里几套珍贵书籍的保存时，我们却在充足的假日，阳光沐浴的午后，全然忘却了书柜中被尘封遗忘的文学名著，无所顾忌地在液晶屏前挥霍指缝间流沙般的时光。
看来，人们的后世之忧不是杞人忧天了。人们为后世忧，只因我们的心，失去了对文化应有的柔软；只因我们的精神，已失去了面对坎坷的冷静与坚韧；只因为我们的意识里，已失去了对散落在书页里的真理的渴望。而当圣洁的象牙塔刮起学术舞弊之风，掀起论文抄袭之潮时，想起老一辈科学家的严谨求实、鞠躬尽瘁，人们怎能不为后世担忧呢？
静下心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为那广博的学术之林，为那逝去的大师精神，更为我们这一代该有的人文素养、精神风貌，去担起民族、国家的重任。
通往科学的路充满艰辛，我们需要放下功利的包袱，扔下对困难的畏惧，拥有邓稼先一样沉稳的性情，拥有钱学森一样热情的赤子之心，让未来“中国制造”腾飞的火焰中闪烁着我们的名字。
通往文化的路清新淡雅，容不下浮华，载不动名利，通行证就是一颗感性的心。我们需要对传统敬重，对文学珍视，还有追逐美好、渴望诗意的灵魂。我们要让自己一路走来，脚印也氤氲出文化的芬芳。挥一挥手，一条文化之路，便留下心灵编织的锦绣。
尽管人们为后世之忧，我却仍然自信淡然地笑。我们已知重任在肩，我们正在追逐大师的精神足迹，只等那一天，我们的光芒，抚去人们心头的那一抹忧思。
【篇五：只要我们仍有追求】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对“文字的意义”做一些微不足道的思考。这些思考来源于我的一些阅读。我读着王小波，读着钱锺书，读着米兰·昆德拉……在为这些文字激动、感动、悸动的同时，我又不得不生出一丝忧虑，只因为那些人离我们太遥远，或生死相隔，或时空相离，他们在遥远处干净着，而现世混浊，怕是出不了这样指引人心的文字。这使得我“为后世忧”。
我当然没有权利指责中国的文坛。总还是有人在不停地写着，追求着“一个时期人类精神的制高点”，即文学的终极价值。然而现实状况是，那些纯文学的、带有较高精神追求的文字，被人们关注得太少。我不相信现代中国没有大师，只是大师要最终成为大师，并为大多数人认可、尊重，需要一个不那么喧嚣浮华的环境，需要一个不纯追求利润与噱头的媒体导向。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米兰·昆德拉追求着“形式之轻与主题之重的完美结合”。他说这并不单单是“艺术的野心”。文字应该关注人类的心灵，从更高角度观照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方式。然而现在风行着的那些字，往往是失却了灵魂的空壳，无论是写那些“发生在我们床上的事”，还是“发生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事”，都显得太过轻浮而缺乏思考，仿佛只是为了满足人们消磨因心灵空虚而产生的无聊的需要，为了满足人们意淫不属于自己的奢华生活的需要而设。而这种需要因精神的缺失而生，又为那些填补精神缺失之空虚的文字提供市场，从而使得需要我们静心阅读、可以真正引领我们进入新的精神境界的文字越来越少，而精神缺失仍旧得不到根本改善，这便是恶性循环。
村上春树在《蜂蜜饼》里说过：“要写使人感觉温暖，让人喜欢读的文字。”这种来自内心的温暖，兴许正是体现在为指引人类心灵而做出的努力中。而“让人喜欢读”，大抵指的就是形式之圆满。形式是容易做到的，而对主题之深化，对人类心灵与生存方式的不停追问与思考，则需要大师的精神——一种普世价值，一种真正沉下心来追求“不朽”的耐力和勇气。
这种耐力和勇气，我相信我们是有的，现在有，以后还有。只是面对着高速发展的物质世界的中国人，要一些时间来寻回一分淡定。对于我们后世的精神，我是乐观的。化用小波语，想到追求不朽的路还有人走着，我就很高兴。
【篇六：相信未来】
当春天的第一缕日光温柔地笼罩着沉寂的大地，我仿佛听到了生命的声音。河水欢快流淌，鸟儿高声鸣唱，枝桠上抽出嫩芽，草地上百花齐放。经过漫长秋冬的等待，万物终于苏醒。或许寂静的冬夜里，我们因感觉不到生命的气息而彷徨不安，但请相信未来，相信美好的明天终会到来。
2009年，我们送走可敬可亲的一位又一位大师。认真的钱学森，淡泊的季羡林，“玩出本领”的王世襄，这些大师的音容笑貌仍弥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悼念，有人却叹息：我们还会有大师吗？
坦白地说，听到这样的质疑时，我心中感慨万千。确实，渐渐富足的生活似乎在一点一点地蚕食着人们的精神。不少的人，学习只为混一张轻飘飘的文凭，奢想这张“硬通货”可以换取一生安逸舒适的生活。最近的论文抄袭等学术丑闻更是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部分教授写论文只为评职称，为某保健药品标识“某学院多年研发的心血结晶”只为牟取利润。巨额拨款用于建豪华校门，学生却难以上一堂真正的实验课。想到这里，我不禁问：到底怎么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走出优秀的大师吗？
若整个社会的环境只是浮躁而非健康，人们眼中只有金钱利益而非精神文明，怎能孕育出真正德才兼备的大师？幸好，我们的社会并非如此糟糕。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迷雾森林中，有一部分人迷失了自己，在镜子反射的浮华中失去了方向。但幸运的是，这只是少数。我们还有更多的坚定清醒的国民，为科学研究而努力，为学术精神而奋斗。
我们无法忘记他们，选择扎根于黄沙飞舞的敦煌的学者们。他们颤抖的指腹轻轻滑过墙上残存的壁画，细细摩挲着美丽的纹理。泪水自眼眸盈满落下，诉说着历史辛酸和文物外流的无奈与痛惜。佛龛里遗失的头像，让室内徒留清冷的月光。这里空荡荡的，他们心中却满怀拼命研究遗落文化的梦想。我们也无法忘记，为航空航天技术奉献一生的专家们。多少个日夜的钻研、攻关，才可凝成“神州七号”“嫦娥一号”，圆了中华民族多年的梦！这些将是我们的大师！
米兰·昆德拉曾说：“生命是一棵长满可能的树。”我们应当对未来有充分的信心，将希望的种子埋在心中。秋天树叶落尽春天定会抽出嫩枝，毫无疑问，大师的精神也将一代一代传承！相信中国，相信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篇七：大师从何而来】
时代的列车呵，始自于隆隆，终至于默默。松开季老，任老等一代大师的手，一个绚烂的大师时代，就驶离了人们的视线。于是人们怅然而叹：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是惋惜，是留恋，是不舍，更是对当代学者的拷问。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时代。或许正如马克思笔下的混乱：”到处是一个颈项，一个胃，一个肘弯，但是从来不是一个人！”浮华的尘世撩乱了太多人的心。金钱，名利引诱着人们走进一个个大染缸，出来后，体无完肤，面目可憎！可笑如安妮宝贝在赚足人们眼泪后说的那句”我写作就是为了赚钱！”，又或是余秋雨在文章中大谈君子和小人后自己处世的虚伪。
看不见高尚，何来大师？周国平说：”当看到太多卑劣的行径，于是我们怀念高贵。”是的，当我们怀念大师时，其实是在怀念一种信仰，一种崇高。
大师从何而来？学者们。请先静下来！
看看季任二老在学术的象牙之塔里一钻就是几十年的韧劲，难道我们的学者们不应该学会在喧闹中恪守自我吗？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公然发表抄袭来的论文实在可耻，这样的学术态度，这样的人格修养，怎么应该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样的时代，怎么可能产生大师？
当然，我们绝不否定当代仍存在着如二老一样虔诚的学者们，那么这时我们公众应具有真正的包容之心。北大的推荐制度与当年清华破格录取钱钟书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吧。真正的包容，是应该对真正的学术，真正的精神，抱有真正的敬仰之情。公众要以善之心，去接纳，去欣赏，直至去敬佩。
并且，我相信这个时代还是会出现大师的，只是像祝勇在《/SPAN>诗>中所说的那样”需要时间的距离”。正如古典的诗积累了千年的沉淀才有今天的芳香，我们当代的学者也需用时间去考验他们学术的造诣和人格的力量。
大师从何而来？
其实，只需学者们静下那颗浮躁的心，只需大众保持足够的宽容，剩下的，就是时间的淘洗。
不必为后世忧。尼采说，上帝死了，因此，一切都可能发生。是的，这个时代，依旧无限可能。大师，不会很远。
【篇八：敢问路在何方】
记得钱老与病魔纠缠时的请问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说到这，不免提到教育，09年大师们的相继辞世，引发了群众和唏嘘，衍生出了“为后世而忧”的议论。且不谈能否的中国出现大师，先说在前苏联：“极端科学主义”繁衍出的中国式教育。真正该担忧的是教育问题，像之前的“素质教育”雷声大雨点小，不但没有培养到有理想有素质的人才，还加中了“应试教育”的筹码。这种心口不一导致教育的畸形，培养出了“奴化”的一代。像是被罚站的山东学生，宁愿冻死也要“诚信”；像是被禽兽老师强奸但唯唯诺诺的的女学生；像是宿舍起火却不懂正确逃生的上海女大学生。
看，我们标榜英雄，鼓吹尖子的教育培养出了什么“人才”，内心脆弱，行动笨拙，缺乏社会视野人。我们的教育尚且培养不出健全人格的公民，还谈什么“继承大师精神”，“胸怀天下”呢？
从王国维先生投湖自戕到海归教授涂序新跳楼自杀，难道这生命的控诉描摹不出中国学术的黑暗吗？且不谈中国教育经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怪诞事实，说一下当下浑浊的治学境。前些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中山大学老师一篇论文被25人抄袭涉，而且抄袭者无耻到无以复加。例如“流血500ML”就改为“400ML”，这般恶劣的卑贱的手段不仅有碍知识尊严，且拿病人的命开玩笑。而且，如今高等学府的“官僚化”“行政化”愈演愈烈，“买学位”“买校董”的丑陋行为司空见惯。人们且不能严谨认真治学，那培养大师不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法吗？
终其一生为教育事业奋斗的任靖玺先生最终也叹息；“我败给了专制、垄断、丑恶、没人性的教育制度。”不是吗？这不正是“钱学森之问”所要控告的丑恶现状吗？这不正是中国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根源之一吗？我们真正该有的不是“九零后”是否是“脑残”的一代，而是教育。唯有在教育上实现公平公正，明澈公开，不是简单的取缔“奥数”，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去谈“中国的脊骨”。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现代公民，不是高分低能，精神上的残疾人。而对于个人，则要树立认真执着的态度，对生活，对学问。只有当社会与个人都自省其身，共同发展，我们，乃至后代才能继承一个先哲馈赠给我们的丰裕的精神世界。